我在西柏坡和北庄时就认识了毛岸英。有一天，我去西柏坡中宣部图书馆借书，碰到于光远正和一位高个子青年在图书馆窑洞口谈话。他见我走来，就问：“小吴，来借书啊？”我答：“想借几本参考书。”于光远指了一下身边的高个子青年对我说：“这是毛岸英同志，他是图书馆馆长。”我怔了一下，随即与毛岸英握手问好。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毛岸英和于光远一样，也穿着一件灰色土布棉衣。他对我说：“管理员有事外出了，你到里边书架上自己找吧，找好后在借书登记本上登记一下就可以拿走了。”待我办完借书手续与毛岸英道别时，他叮嘱我说：“可要及时归还啊！”
1949年春，在送走出席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各地代表后，中央机关陆续进入北平。我们在石家庄转乘东北军区派来的13辆十轮重型卡车向北平进发，行至新乐县境大沙河边恰逢东北野战军第6纵队过桥急速南下，6纵参谋人员说部队需占桥3个小时以上。中直车队因载有重要物资亦急需过桥，虽经交涉，6纵部队也不肯让路。有人建议毛岸英以毛主席之子的身份去沟通一下，被他拒绝。他果断地说：“这可不行！”后来还是李唐彬副处长找到部队首长说明情况，首长令部队让出桥面，中直车队随即顺利过河。
中央机关驻香山时，他常到机要处办事，我们就更加熟悉了。那时，他还常常照看在院中玩耍的李讷。有一次，我问他的领导是谁，他说是师哲、冯文彬、吴满有等。他一口气讲出了许多名字，似乎凡与他有过接触的长者都是他的领导欧宝app体育，可见他的谦逊。
我在与毛岸英接触的过程中感到，他从来不以主席儿子自居，始终以普通工作人员身份说话和办事，不搞任何特殊化。在与别人交往中，他绝少主动提起自己的父亲，实在回避不了时，也是称主席，而不称爸爸。那时，毛岸英才二十五六岁。
毛岸英曾向我们谈起在苏联学习和参加苏联卫国战争的一些情况。他说，1941年德国法西斯入侵苏联后，许多在苏留学的外国学生要求加入苏联国籍，以便参加苏联红军，保卫苏联；但我不愿这样，我是中国人，要为祖国服务，从这点讲，我是爱国主义者；我同时还是国际主义者，并对军事很有兴趣；我前后三次上书斯大林，要求参加苏联红军，上前线与德军作战，但他始终没回信，我很失望。
毛岸英接着说，1942年5月，苏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曼努伊尔斯基将军来视察，我当面向他提出参军请求。他看我态度坚决，就同意了：“你等通知吧，谢廖沙。”不久，我终于进入伊万诺亚市附近的苏雅士官学校速成班。翌年1月，又到莫斯科列宁军政学校学习，被授予中尉军衔。在这里，我加入了苏联。后来，我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军事，毕业后在苏军坦克部队见习。我和我所在的部队到过白俄罗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
他还说，1945年春天，部队领导向我转达了斯大林要我立即返回莫斯科与他会见的命令，我赶回莫斯科到达斯大林的住所。进屋后，我见斯大林正在房中踱步，便跨前几步，敬礼报告：“最高统帅斯大林同志，谢廖沙前来报到！”“坐下，谢廖沙”，他笑着边同我握手边说：“前线指挥官报告说，你干得不错！不愧是的儿子！”斯大林又对我说：“你的服役期已满，回莫斯科继续上学吧。”接着，他递给我一把精致的手枪说：“送你留作纪念吧。”我伸出双手接过这件珍贵礼物。
1950年10月8日，彭司令员率“八一办公室”（“八一办公室”指彭德怀在赴朝鲜前，准备抗美援朝前期工作时组建的小指挥所，对外称“八一办公室”——编者注）组成人员飞赴沈阳，再赴丹东考察边防。10月11日夜，代总长发来急电，要彭司令员和高岗回京参加毛主席召集的专门会议。此刻，彭司令员正在鸭绿江边考察渡江地点。彭司令员接报后于13日中午回到北京。两天后，彭司令员率“八一办公室”人员再赴沈阳。10月15日，在我们随彭司令员从北京返回沈阳的专列上欧宝app体育，增加了几位“八一办公室”的新成员，毛岸英就是其中之一。返回沈阳后，收发电报的数量剧增。完成紧急任务后，我们就分头熟悉密码。稍有闲暇时，我们或读书阅报或谈论即将到来的战斗生活。毛岸英在楼上办公、住宿，有时下楼与我们一起参加支部学习。
毛岸英生活俭朴，穿着随便。1950年我们在沈阳待命入朝时，恰值东北深秋，寒气袭人，毛岸英还光脚穿着一双旧皮鞋。他酷爱读书，尤其爱看名人传记和史书。我们刚回到沈阳，他就上街买了一些书回来，自己看，也分给大家看。我向他借了一本《科学家的故事》，直到他牺牲时也没来得及读完还给他。
毛岸英曾表示想学机要业务，说这一行特别重要，党政军都离不开它，高级领导者没它更不行。他还想学新闻学，说它既是学问又是工具。他还说过自己要多学几门外语，除俄语、英语外，入朝后要学朝语、日语。
朝鲜战争第一次战役结束后发生了一件事，令我印象很深。我38军因其112师未按计划赶到熙川以东的预定位置和听信该地驻有美军黑人团的不实情报，军长梁兴初没有按指令向熙川发起攻击，致韩军第8师从该地脱逃，使我军丧失了一次歼敌良机。彭司令员在志愿军党委扩大会上批评38军贻误战机，未完成战斗任务，并严厉地对梁军长说：“梁大牙，我彭德怀别的本事没有，斩马谡的本事还是有的。”这使梁军长产生很大的思想压力。当天晚饭后，毛岸英拉着我一起到指挥所安慰梁军长：“彭老总是信任你的，也信任38军。上次没打好，下次打好就是了！”接着，毛岸英向梁军长提出到38军工作的请求。梁军长听了笑呵呵地说：“我没问题！只要彭老总放你，我就要你。你什么时候来，我都接收。只恐怕老总放你不得呀！”毛岸英紧接着说：“梁军长，咱们一言为定，不准反悔！”毛岸英的安慰使梁军长的思想压力化解了不少。但在仅仅11天后，毛岸英不幸牺牲，“调到38军工作”成为了他的遗愿。
1950年11月24日下午，几架美军侦察机在我军设在大榆洞的志愿军总部上空盘旋侦察。
25日上午，敌人的几架轰炸机从东向西飞过，约一刻钟后又调头飞回。解方参谋长这时喊道：“坏事了！敌机沿原路飞回准没好事！赶快做好抢救准备！”话音刚落，炸弹、凝固汽油弹即落地爆炸，把彭司令员的办公室炸成一片火海。这时，作战处的成普满脸黑乎乎地从房内跑出，身上的棉衣也着了火。我们高声问他屋内是否还有人，他说：“还有两个人！他们往床底下躲，没有出来！”随着升腾的烟气，房子迅速化成灰烬，只剩下几块焦黑的铁皮。
成普说的那“两个人”，就是毛岸英和刚从西北军区司令部调来的高瑞欣参谋。他们当时正在房内，未及撤出，不幸牺牲。在现场，洪学智副司令员痛心疾首，连连说：“这下子可糟了！这下子可糟了！”他要我赶快去报告邓华副司令员，他去报告彭司令员。
在警卫部队扑灭余烬后清理现场时，两具焦黑的遗体被抬到废墟外的旷地上。从遗体外观上已经辨认不出哪个是毛岸英，哪个是高瑞欣。由于毛岸英生前戴着一块全钢制手表，表链也是钢制的，据此判断左臂腕骨处挂着一块金属手表的那具遗体是毛岸英。两具烈士遗体被安葬在大榆洞南山上，彭司令员等志愿军首长在墓前致哀。后来我才知道，那块手表是毛岸英的岳母张文秋老人早年从苏联带回国的。在赴朝前夕，毛岸英向岳母辞行，张文秋老人把这块手表送给了他。
毛岸英、高瑞欣牺牲的当天傍晚，我军发起第二次战役。当天下午，彭司令员和志愿军总部机关迁至大榆洞南山下一条直径约四米的排水隧道中办公。我们迅速而稳妥地为首长整理和布置办公室、作战室。彭司令员对邓、洪副司令员和解参谋长说：“岸英是第一个向我报名参加志愿军的。国难当头，挺身而出，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有人就没有做到，但岸英做到了。他随我一起从北京到沈阳，到丹东，又一起到朝鲜，是一个很能干的青年人。唉！他牺牲了，可惜了！”稍后，彭司令员命令道：“马上把志愿军总部遭敌空袭、毛岸英同志牺牲的情况电报毛主席、。”随即口授电报内容。我含泪编译完电报。一个正直诚恳、热爱学习、胸怀远大理想的优秀青年的形象浮现在眼前，至今犹在。
（口述者吴一平，原办公厅信访局局长，离休干部；整理者吴少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编审）
